第194章 苏俄
在德国革命成功奇蹟的震撼与压力下，苏俄在推动世界革命的理想与保卫並建设孤岛的现实之间剧烈摇摆，內部路线斗爭因德国的革命成功而深刻重塑。
1918年11月，当德国基尔水兵起义、斯巴达克同盟暴动的消息传来，克里姆林宫一片欢腾。
这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实现，是俄国革命不孤单的明证。
列寧称之为 “欧洲革命终於爆发的决定性曙光” 。
然而，德国革命並未完全遵循布尔什维克的剧本。
从西线成功起义並解放全国的韦格纳没有立即建立纯粹的苏维埃专政，而是广泛联合社会民主党左翼、甚至利用了旧军官团；
韦格纳拒绝《凡尔赛和约》但也没有立即宣布与苏俄结盟；其经济政策显得更为务实灵活。
这引起了以 尼古拉·布哈林 和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纯正派”的疑虑，认为这可能是“小资產阶级的妥协革命”。
列寧虽也抱有疑虑，但他更看重德国革命瓦解协约国干涉力量、提供巨大战略缓衝的现实价值。
列寧力主：“先抓住这个盟友，再影响它的方向。”
苏俄成为最早承认德意志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苏俄与德国都面临波兰的敌意。
但苏俄红军正深陷內战当中，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党內会议上確立了苏俄的首要目標是生存下去。
德国革命的逐步稳固，使苏俄能將更多精力转向东方和南方的白军，同时，德国军队在西线极大的牵制了波兰精力，德国的军事实力迫使波兰政府不得不將更多的军队调往德波边境来进行军事对抗。
1919年共產国际一大召开，德国派出代表李卜克內西参会，但在涉及各国支部绝对服从莫斯科决议等问题上表现出保留意见。韦格纳政权在实际外交和具体政策中，始终保持了高度自主性。
这让季诺维也夫等人感到不快。
1919-1920年，
儘管韦格纳政府向苏俄同志发出了许多报告和建议，苏俄还是如同歷史上一样与波兰爆发了战爭。
但苏俄党內还是受到了德国的些许影响。
华沙战役前，托洛茨基曾通过秘密渠道，强烈要求德国在西部发动牵制性进攻，甚至提供了一些沙俄遗留的黄金作为“谢礼”。
韦格纳婉拒了，他给托洛茨基的理由是德国国內的革命成果巩固工作尚未完成，但德国政府却加大了通过立陶宛铁路对苏俄物资的援助力度。
1921年，苏俄面临严重的经济崩溃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在党內会议上討论转向更宽鬆的新经济政策时，德国的劳动马克改革和农业合作社试点成为列寧支持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论据。
列寧在会议上指出：
“就连在工业发达的德国，韦格纳同志也採用了灵活的经济手段来巩固革命政权，我们有什么理由固守僵死的教条？”
这使得新经济政策在党內的阻力小於歷史上。
苏俄內部悄然形成对德国经验的两种看法。
以 布哈林和部分经济干部为代表的一派，开始系统研究德国的革命和经济过渡形式。
而以托洛茨基和共產国际为代表的一派，则更欣赏德国在匈牙利、奥地利表现出的“革命输出”魄力，认为苏俄也应更积极的参与到对世界输出革命的道路中来。
1921年初 - 1921年中
德国在梅梅尔、匈牙利连续取得成功，尤其是对奥地利革命的渗透和干预，展现出了高效而冷酷的地缘政治手腕。
这既让苏俄欣慰，也有一丝不安。
苏俄与德国打成第二次合作合作逼迫立陶宛政府让步，表面上是双贏。
但苏俄军方和契卡在內部报告中指出，德国对这条铁路的控制权以及其工程部队所展现出的建设效率，显示了其长远的经济与军事渗透能力。
契卡的报告中说：
“德国同志在建立他们的势力范围。”
在匈牙利方面，苏俄对库恩·贝拉有传统影响力。
但德国台尔曼支队和西克特顾问团的成功，尤其是索尔诺克战役体现出来的战术创新，令前往考察的苏俄军事顾问印象深刻。
德军的这些战法被迅速反馈回莫斯科，影响了红军的现代化建设。
但与此同时，匈牙利苏维埃越来越依赖德国的物资和顾问，库恩·贝拉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天秤开始摇摆不定。
格里申被苏俄政府派驻柏林，不仅是为购买德国工业品以支持新经济政策，更肩负著评估德国政权稳定性、施加政治影响的任务。
格里申频繁与卢森堡等人接触，也试图拉拢台尔曼等国际主义色彩浓的干部，传递莫斯科的正確路线。
但收效甚微，格里申发现韦格纳的政治核心圈壁垒森严，难以渗透。
由於德国牵制了法国和波兰的主要注意力，苏俄在远东面对日本干涉军的压力有所减轻。
这使莫斯科政府能更早的將资源转向国內的经济恢復和內部整合。
史达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雏形，因为德国这个强大的外部红色盟友的存在，获得了更多的论据，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潜在矛盾加深。
1921年末 - 1922年2月
德奥合併，一个拥有近8000万人口、强大工业潜力、位於欧洲心臟地带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
莫斯科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托洛茨基：
“这是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立刻与柏林缔结最紧密的军事政治同盟，制定联合战略，趁势推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义大利的革命！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史达林：
“德国现在是一个巨人。但巨人也有自己的头脑和利益。我们应该首先巩固联盟，但必须明確：
谁是国际共运的理论中心和最终领导者？要防止出现『两个中心』。
我们应利用德国吸引西方火力，加速我们在东方的巩固和影响力建设。”
列寧的意见是： “托洛茨基同志的热情是好的，但史达林同志的现实考虑也值得重视。我们必须承认，德国革命因其发生的地理位置和工人阶级素质，具有我们不具备的某些优势。
联盟是必须的，但形式应是平等的、协商的。
当前首要任务是利用这个新局面，来获得技术和资本来建设自己。”
而苏俄的外交部门则发出了正式贺电並派出了高级別代表团：
苏俄派出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首的高级代表团前往柏林参加统一庆典，规格空前，旨在彰显苏德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庆典结束之后的內部会见上，契切林向韦格纳非正式地提出 建立“欧洲革命协调委员会” 或 签署“长期互助条约” 的构想，试探德国对更深度一体化甚至未来某种形式的联邦或邦联化的態度。
鑑於欧洲出现了一个能直接威胁帝国主义核心的红色强权政府，苏俄对东方革命的支持，在策略上变得更加大胆，试图开闢第二战线，但也要求东方革命更多服从莫斯科-柏林的全球战略协调，引发了与当地革命者的复杂关係。
德国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展现的以结合了精锐突击分队、装甲力量和灵活步兵战术的新型革命战爭模式，与苏俄內战中的大军团骑兵运动战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以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苏俄军事改革派，强烈呼吁研究並吸收德国经验，加快红军向正规化、技术化转型，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衝突。
1918年11月，当德国基尔水兵起义、斯巴达克同盟暴动的消息传来，克里姆林宫一片欢腾。
这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实现，是俄国革命不孤单的明证。
列寧称之为 “欧洲革命终於爆发的决定性曙光” 。
然而，德国革命並未完全遵循布尔什维克的剧本。
从西线成功起义並解放全国的韦格纳没有立即建立纯粹的苏维埃专政，而是广泛联合社会民主党左翼、甚至利用了旧军官团；
韦格纳拒绝《凡尔赛和约》但也没有立即宣布与苏俄结盟；其经济政策显得更为务实灵活。
这引起了以 尼古拉·布哈林 和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纯正派”的疑虑，认为这可能是“小资產阶级的妥协革命”。
列寧虽也抱有疑虑，但他更看重德国革命瓦解协约国干涉力量、提供巨大战略缓衝的现实价值。
列寧力主：“先抓住这个盟友，再影响它的方向。”
苏俄成为最早承认德意志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苏俄与德国都面临波兰的敌意。
但苏俄红军正深陷內战当中，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党內会议上確立了苏俄的首要目標是生存下去。
德国革命的逐步稳固，使苏俄能將更多精力转向东方和南方的白军，同时，德国军队在西线极大的牵制了波兰精力，德国的军事实力迫使波兰政府不得不將更多的军队调往德波边境来进行军事对抗。
1919年共產国际一大召开，德国派出代表李卜克內西参会，但在涉及各国支部绝对服从莫斯科决议等问题上表现出保留意见。韦格纳政权在实际外交和具体政策中，始终保持了高度自主性。
这让季诺维也夫等人感到不快。
1919-1920年，
儘管韦格纳政府向苏俄同志发出了许多报告和建议，苏俄还是如同歷史上一样与波兰爆发了战爭。
但苏俄党內还是受到了德国的些许影响。
华沙战役前，托洛茨基曾通过秘密渠道，强烈要求德国在西部发动牵制性进攻，甚至提供了一些沙俄遗留的黄金作为“谢礼”。
韦格纳婉拒了，他给托洛茨基的理由是德国国內的革命成果巩固工作尚未完成，但德国政府却加大了通过立陶宛铁路对苏俄物资的援助力度。
1921年，苏俄面临严重的经济崩溃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在党內会议上討论转向更宽鬆的新经济政策时，德国的劳动马克改革和农业合作社试点成为列寧支持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论据。
列寧在会议上指出：
“就连在工业发达的德国，韦格纳同志也採用了灵活的经济手段来巩固革命政权，我们有什么理由固守僵死的教条？”
这使得新经济政策在党內的阻力小於歷史上。
苏俄內部悄然形成对德国经验的两种看法。
以 布哈林和部分经济干部为代表的一派，开始系统研究德国的革命和经济过渡形式。
而以托洛茨基和共產国际为代表的一派，则更欣赏德国在匈牙利、奥地利表现出的“革命输出”魄力，认为苏俄也应更积极的参与到对世界输出革命的道路中来。
1921年初 - 1921年中
德国在梅梅尔、匈牙利连续取得成功，尤其是对奥地利革命的渗透和干预，展现出了高效而冷酷的地缘政治手腕。
这既让苏俄欣慰，也有一丝不安。
苏俄与德国打成第二次合作合作逼迫立陶宛政府让步，表面上是双贏。
但苏俄军方和契卡在內部报告中指出，德国对这条铁路的控制权以及其工程部队所展现出的建设效率，显示了其长远的经济与军事渗透能力。
契卡的报告中说：
“德国同志在建立他们的势力范围。”
在匈牙利方面，苏俄对库恩·贝拉有传统影响力。
但德国台尔曼支队和西克特顾问团的成功，尤其是索尔诺克战役体现出来的战术创新，令前往考察的苏俄军事顾问印象深刻。
德军的这些战法被迅速反馈回莫斯科，影响了红军的现代化建设。
但与此同时，匈牙利苏维埃越来越依赖德国的物资和顾问，库恩·贝拉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天秤开始摇摆不定。
格里申被苏俄政府派驻柏林，不仅是为购买德国工业品以支持新经济政策，更肩负著评估德国政权稳定性、施加政治影响的任务。
格里申频繁与卢森堡等人接触，也试图拉拢台尔曼等国际主义色彩浓的干部，传递莫斯科的正確路线。
但收效甚微，格里申发现韦格纳的政治核心圈壁垒森严，难以渗透。
由於德国牵制了法国和波兰的主要注意力，苏俄在远东面对日本干涉军的压力有所减轻。
这使莫斯科政府能更早的將资源转向国內的经济恢復和內部整合。
史达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雏形，因为德国这个强大的外部红色盟友的存在，获得了更多的论据，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潜在矛盾加深。
1921年末 - 1922年2月
德奥合併，一个拥有近8000万人口、强大工业潜力、位於欧洲心臟地带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
莫斯科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托洛茨基：
“这是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立刻与柏林缔结最紧密的军事政治同盟，制定联合战略，趁势推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义大利的革命！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史达林：
“德国现在是一个巨人。但巨人也有自己的头脑和利益。我们应该首先巩固联盟，但必须明確：
谁是国际共运的理论中心和最终领导者？要防止出现『两个中心』。
我们应利用德国吸引西方火力，加速我们在东方的巩固和影响力建设。”
列寧的意见是： “托洛茨基同志的热情是好的，但史达林同志的现实考虑也值得重视。我们必须承认，德国革命因其发生的地理位置和工人阶级素质，具有我们不具备的某些优势。
联盟是必须的，但形式应是平等的、协商的。
当前首要任务是利用这个新局面，来获得技术和资本来建设自己。”
而苏俄的外交部门则发出了正式贺电並派出了高级別代表团：
苏俄派出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首的高级代表团前往柏林参加统一庆典，规格空前，旨在彰显苏德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庆典结束之后的內部会见上，契切林向韦格纳非正式地提出 建立“欧洲革命协调委员会” 或 签署“长期互助条约” 的构想，试探德国对更深度一体化甚至未来某种形式的联邦或邦联化的態度。
鑑於欧洲出现了一个能直接威胁帝国主义核心的红色强权政府，苏俄对东方革命的支持，在策略上变得更加大胆，试图开闢第二战线，但也要求东方革命更多服从莫斯科-柏林的全球战略协调，引发了与当地革命者的复杂关係。
德国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展现的以结合了精锐突击分队、装甲力量和灵活步兵战术的新型革命战爭模式，与苏俄內战中的大军团骑兵运动战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以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苏俄军事改革派，强烈呼吁研究並吸收德国经验，加快红军向正规化、技术化转型，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