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对苏访问安排
1922年8月3日，柏林，会议室。
韦格纳坐在桌首，面前摊开著三份文件。
分別是《访苏行程草案》，《国內事务临时安排方案》和《隨行人员名单及职责明细》。
会议室里除了克朗茨、施密特、台尔曼等核心圈成员，还有卫生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格奥尔格博士，以及国家医院神经內科主任埃莉诺教授。
韦格纳开口：
“今天的会议有三个议题：
第一，访问的核心目標；第二，国內事务安排；第三，隨行团队组成。”
克朗茨第一个发言。
“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次访问必须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实地评估苏联红军的实际战斗力；第二，建立总参谋部层面的直接联络通道，避免情报经过共產国际转手；
第三则是试探苏联同志对波兰问题的真实態度。
如果未来边境发生衝突，我们需要知道莫斯科愿意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持。”
“以及多大程度的制约。”
台尔曼接过话头。
“情报显示，苏联內务部门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义大利共產党內部加强控制。
他们担心柏林的影响力过大。这次访问中，我们既要展现合作的诚意，也要明確界限。”
施密特提议：
“我建议带一个经济代表团。苏联需要我们的工业技术，我们需要他们的原料和市场。但谈判时必须坚持：
技术转移要有偿，专利要保护，援助苏联工程师的待遇要符合德国標准。”
韦格纳静静听著，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
等所有人都说完，他才开口：
“同志们说得都对，但遗漏了一点，我们这次去，首先是去给列寧同志治病的。”
韦格纳转向埃莉诺教授：
“埃莉诺同志，请您向同志们说明一下列寧同志的身体情况。”
埃莉诺站起身：
“根据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去年赴俄医疗组的回忆、与列寧同志接触过的工作人员的描述，以及他近期公开讲话的录音分析——列寧同志的健康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症状符合进行性脑血管病变：右侧肢体进行性瘫痪、语言功能障碍、间歇性意识模糊。
如果不进行系统性治疗，后果不堪设想。”
她取出一叠图表：“经过我们专家组的研判，对列寧同志的全部疗程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格奥尔格博士补充道：
“卫生部已经准备了全套医疗设备，可以通过铁路运输。”
“问题是，”
施密特皱眉，
“苏联方面会接受吗？让一个外国医疗团队为国家首脑治病。”
“我们这次访问的核心目標之一，”
韦格纳缓缓说，
“就是让莫斯科接受这个医疗团队。”
“我们也要传递出：
德国的先进技术不仅用於造汽车、修公路，也可以用於挽救革命领袖的生命。
这既是人道主义，也是政治表態——我们珍视这个联盟，也珍视列寧同志这个人。”
韦格纳转身面对眾人：
“因此，隨行人员名单需要调整。原定的三十人代表团扩充到四十五人，其中医疗团队占十二人，包括三名神经科专家、两名心血管医生、四名护士、两名药剂师和一名设备技师。
格奥尔格博士担任医疗组组长，埃莉诺教授担任首席专家。”
韦格纳等待了几秒，继续说：“国內事务安排方案，请同志们审议。”
韦格纳访苏期间，人民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克朗茨、施密特和台尔曼三人达成班子来处理问题，经济计划问题由各部门委员会协调，党內事务由施密特和李扑克內西还有卢森堡同志三人处理。
“所有重大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討论。涉及外交和军事的行动，可以和我每日发电报確认。
我们在莫斯科会建立专用加密电台，每天晚八点联络。”
台尔曼举手：
“主席同志，如果访问期间出现紧急情况——比如波兰边境衝突升级，或者法国有异常动向……”
“按预定预案执行。”
“总参谋部的同志们有完整的应急计划。
我们的原则是：
第一，不主动挑衅；第二，若遭攻击，坚决还击；第三，所有军事行动必须配合政治外交斗爭。具体尺度，”
韦格纳看向克朗茨和施密特，“由委员会的同志们共同把握。”
会议持续到中午。当细节全部敲定后，韦格纳留下了迈耶尔教授。
“教授，请坐。”
他示意教授在对面坐下，亲自倒了两杯水，
“医疗方面，我还有几点私人请求。”
迈耶尔教授打开笔记本：
“主席同志，您说。”
“第一，所有诊疗过程必须尊重列寧同志本人的意愿。如果他拒绝任何检查或治疗，绝不强求。”
“明白。”
“第二，治疗方案的制定要透明。向苏联卫生部门开放所有医疗记录。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隱瞒的。”
“第三，”
韦格纳的声音低了些，
“如果……如果情况確实不乐观，我需要知道最真实的判断。”
教授沉默了片刻，缓缓点头：“我会的。”
下午，韦格纳来到位於夏洛滕堡的国家医疗器械厂。
在严格消毒的装配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即將运往苏联的设备做最后调试。
“所有设备都配有德俄双语的详细说明书，”
厂长自豪地说，
“厂里的翻译团队会確保每一个医学术语都准確无误。”
韦格纳点点头。他走到车间尽头的包装区，这里堆放著几十个特製的木箱。箱子內衬著防震的橡胶和绒布，每个隔层都严丝合缝地固定著仪器或药品。
“运输路线確定了吗？”
“已经確定下来了。”
隨行的外交部官员回答，
“专列从柏林出发，经波兰走廊进入东普鲁士，然后过境立陶宛、最后进入苏联。全程约两千四百公里，预计行驶四天三夜。”
韦格纳俯身检查一个药箱的封条。
上面用德俄双语写著：
“青霉素注射液——低温保存——德国国家製药厂出品”。
这是德国微生物学家最近突破量產的关键抗生素，比歷史上提前了五年。
“所有药品都经过极端温度测试，专列配备冷藏车厢，温度恆定在四到八摄氏度。全程监控。”
回到办公室，秘书送来了最终版本的隨行人员名单。
韦格纳站在窗前，看著柏林夜景。
这座城市正在变化——不仅是新建的建筑和拓宽的街道，更是人们眼中曾经消失的光彩。
这次东方之行，就是要让另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
革命不仅可以夺取政权，还可以建设生活；无產阶级专政不仅意味著斗爭，也意味著创造。
大国政治的算计、意识形態的分歧等种种问题更加显示出这次访问必要性。
德国和苏联之间需要最高领导人层面的面对面交流。
这场社会主义巨人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將决定很多事情的走向。
韦格纳必须確保这个走向是光明的——不仅对德国，对苏联，对整个世界的左翼运动，都是如此。
玻璃上，韦格纳的倒影与窗外的灯火重叠。
这就是他要保卫的世界。
这就是他要展示给莫斯科的世界——一个活著的、成长著的、属於劳动者的新德国。
韦格纳坐在桌首，面前摊开著三份文件。
分別是《访苏行程草案》，《国內事务临时安排方案》和《隨行人员名单及职责明细》。
会议室里除了克朗茨、施密特、台尔曼等核心圈成员，还有卫生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格奥尔格博士，以及国家医院神经內科主任埃莉诺教授。
韦格纳开口：
“今天的会议有三个议题：
第一，访问的核心目標；第二，国內事务安排；第三，隨行团队组成。”
克朗茨第一个发言。
“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次访问必须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实地评估苏联红军的实际战斗力；第二，建立总参谋部层面的直接联络通道，避免情报经过共產国际转手；
第三则是试探苏联同志对波兰问题的真实態度。
如果未来边境发生衝突，我们需要知道莫斯科愿意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持。”
“以及多大程度的制约。”
台尔曼接过话头。
“情报显示，苏联內务部门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义大利共產党內部加强控制。
他们担心柏林的影响力过大。这次访问中，我们既要展现合作的诚意，也要明確界限。”
施密特提议：
“我建议带一个经济代表团。苏联需要我们的工业技术，我们需要他们的原料和市场。但谈判时必须坚持：
技术转移要有偿，专利要保护，援助苏联工程师的待遇要符合德国標准。”
韦格纳静静听著，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
等所有人都说完，他才开口：
“同志们说得都对，但遗漏了一点，我们这次去，首先是去给列寧同志治病的。”
韦格纳转向埃莉诺教授：
“埃莉诺同志，请您向同志们说明一下列寧同志的身体情况。”
埃莉诺站起身：
“根据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去年赴俄医疗组的回忆、与列寧同志接触过的工作人员的描述，以及他近期公开讲话的录音分析——列寧同志的健康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症状符合进行性脑血管病变：右侧肢体进行性瘫痪、语言功能障碍、间歇性意识模糊。
如果不进行系统性治疗，后果不堪设想。”
她取出一叠图表：“经过我们专家组的研判，对列寧同志的全部疗程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格奥尔格博士补充道：
“卫生部已经准备了全套医疗设备，可以通过铁路运输。”
“问题是，”
施密特皱眉，
“苏联方面会接受吗？让一个外国医疗团队为国家首脑治病。”
“我们这次访问的核心目標之一，”
韦格纳缓缓说，
“就是让莫斯科接受这个医疗团队。”
“我们也要传递出：
德国的先进技术不仅用於造汽车、修公路，也可以用於挽救革命领袖的生命。
这既是人道主义，也是政治表態——我们珍视这个联盟，也珍视列寧同志这个人。”
韦格纳转身面对眾人：
“因此，隨行人员名单需要调整。原定的三十人代表团扩充到四十五人，其中医疗团队占十二人，包括三名神经科专家、两名心血管医生、四名护士、两名药剂师和一名设备技师。
格奥尔格博士担任医疗组组长，埃莉诺教授担任首席专家。”
韦格纳等待了几秒，继续说：“国內事务安排方案，请同志们审议。”
韦格纳访苏期间，人民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克朗茨、施密特和台尔曼三人达成班子来处理问题，经济计划问题由各部门委员会协调，党內事务由施密特和李扑克內西还有卢森堡同志三人处理。
“所有重大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討论。涉及外交和军事的行动，可以和我每日发电报確认。
我们在莫斯科会建立专用加密电台，每天晚八点联络。”
台尔曼举手：
“主席同志，如果访问期间出现紧急情况——比如波兰边境衝突升级，或者法国有异常动向……”
“按预定预案执行。”
“总参谋部的同志们有完整的应急计划。
我们的原则是：
第一，不主动挑衅；第二，若遭攻击，坚决还击；第三，所有军事行动必须配合政治外交斗爭。具体尺度，”
韦格纳看向克朗茨和施密特，“由委员会的同志们共同把握。”
会议持续到中午。当细节全部敲定后，韦格纳留下了迈耶尔教授。
“教授，请坐。”
他示意教授在对面坐下，亲自倒了两杯水，
“医疗方面，我还有几点私人请求。”
迈耶尔教授打开笔记本：
“主席同志，您说。”
“第一，所有诊疗过程必须尊重列寧同志本人的意愿。如果他拒绝任何检查或治疗，绝不强求。”
“明白。”
“第二，治疗方案的制定要透明。向苏联卫生部门开放所有医疗记录。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隱瞒的。”
“第三，”
韦格纳的声音低了些，
“如果……如果情况確实不乐观，我需要知道最真实的判断。”
教授沉默了片刻，缓缓点头：“我会的。”
下午，韦格纳来到位於夏洛滕堡的国家医疗器械厂。
在严格消毒的装配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即將运往苏联的设备做最后调试。
“所有设备都配有德俄双语的详细说明书，”
厂长自豪地说，
“厂里的翻译团队会確保每一个医学术语都准確无误。”
韦格纳点点头。他走到车间尽头的包装区，这里堆放著几十个特製的木箱。箱子內衬著防震的橡胶和绒布，每个隔层都严丝合缝地固定著仪器或药品。
“运输路线確定了吗？”
“已经確定下来了。”
隨行的外交部官员回答，
“专列从柏林出发，经波兰走廊进入东普鲁士，然后过境立陶宛、最后进入苏联。全程约两千四百公里，预计行驶四天三夜。”
韦格纳俯身检查一个药箱的封条。
上面用德俄双语写著：
“青霉素注射液——低温保存——德国国家製药厂出品”。
这是德国微生物学家最近突破量產的关键抗生素，比歷史上提前了五年。
“所有药品都经过极端温度测试，专列配备冷藏车厢，温度恆定在四到八摄氏度。全程监控。”
回到办公室，秘书送来了最终版本的隨行人员名单。
韦格纳站在窗前，看著柏林夜景。
这座城市正在变化——不仅是新建的建筑和拓宽的街道，更是人们眼中曾经消失的光彩。
这次东方之行，就是要让另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
革命不仅可以夺取政权，还可以建设生活；无產阶级专政不仅意味著斗爭，也意味著创造。
大国政治的算计、意识形態的分歧等种种问题更加显示出这次访问必要性。
德国和苏联之间需要最高领导人层面的面对面交流。
这场社会主义巨人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將决定很多事情的走向。
韦格纳必须確保这个走向是光明的——不仅对德国，对苏联，对整个世界的左翼运动，都是如此。
玻璃上，韦格纳的倒影与窗外的灯火重叠。
这就是他要保卫的世界。
这就是他要展示给莫斯科的世界——一个活著的、成长著的、属於劳动者的新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