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0章 华沙权力的平稳交接
1月5日·贝尔维德尔宫的黄昏
胰岛素针头刺入皮肤时，毕苏斯基的手抖了一下。
“元帅，苏军已经全线停火了。”副官斯坦尼斯瓦夫的声音压得很低，
“还有……德国大使请求紧急会见。”
毕苏斯基拔出针头，棉球按在注射处。
“让他半小时后来。”老人顿了顿，“先拿韦格纳的信给我。”
牛皮纸信封上用德文和波兰文双语写著“致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亲启”。
“尊敬的元帅阁下：
前线停火的消息您应当已经收到。
歷史会给明智的抉择以回报。波兰人民將记住，是谁在战爭与和平之间选择了后者——不是用更多年轻人的血浇灌维斯瓦河两岸的土地，而是用新的生活重建家园。
卡尔·韦格纳
1928年1月5日於柏林”
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冬天，毕苏斯基在华沙街头对著欢呼的人群说：
“波兰要伟大，就要让每个波兰人都强大！”
那时毕苏斯基相信，强大意味著领土、军队、国际地位。
“斯坦尼斯瓦夫，”元帅突然开口，“我们通缉莱什琴斯基时，他的悬赏金是多少？”
“五万兹罗提，元帅。”
“现在呢？如果我要见他，该去哪里找？”
副官沉默了几秒：“根据內政部昨天……实际上是今天凌晨更新的情报，莱什琴斯基目前在布拉格区圣十字街76號，那里是波兰共產党临时总部。没有警卫，只有两个青年党员在门口收发传单。”
毕苏斯基笑了，笑得有些咳嗽起来。
“去吧，安排明天上午十点，在这里和他见一面。”
1月6日上午九点五十分，一辆普通的华沙牌轿车停在贝尔维德尔宫侧门。
莱什琴斯基下了车，接待他的年轻军官有些紧张，
“莱什琴斯基先生，请跟我来。”
穿过长长的走廊时，莱什琴斯基注意到墙上掛著的画换了。
红厅的门打开时，毕苏斯基已经站在壁炉前。
“欢迎，莱什琴斯基先生。”
毕苏斯基伸出手。
“这是我的荣幸，元帅阁下。”
“请坐。茶？还是咖啡？”
“茶就好，谢谢。”
侍者退下后，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
“十年前我签署对你的通缉令时，”毕苏斯基缓缓开口，“我以为共產主义是拯救不了波兰的。现在……”
他指了指窗外，“现在我觉得，贫穷和无知才是组织波兰发展的最大问题，”
莱什琴斯基打开公文包，取出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写著德文標题《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工作方法——卡尔·韦格纳在柏林党校的讲话汇编》。
“元帅阁下，这个您可以看一看。”
毕苏斯基接过册子翻开，他注意到页边有密密麻麻的波兰文批註。
莱什琴斯基继续道，“『政权交接最危险的一刻，不是枪声响起时，而是枪声停止后——当胜利者以为自己可以隨意规划一切，却忘记了人民需要时间理解、需要眼睛看见、需要不停验证。』”
“所以你们不打算立刻建立无產阶级专政？”毕苏斯基直视对方。
“德国能在1919年革命成功，是因为战败摧毁了旧国家机器。
可波兰呢？农民占70%，天主教信仰根深蒂固，民族主义情绪强烈。
直接建立无產阶级社会主义政府的政策还是要放缓。”
“而且韦格纳同志主张『建设性革命』。”
莱什琴斯基又取出一份文件，
“这是德国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部长施密特同志给我们的內部指导文件。
標题是《在新解放地区避免官僚主义急性病的十二项原则》。”
毕苏斯基戴上眼镜，瀏览其中几条：
进入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员，第一个月不许发布任何新政令，只许做三件事——学习原有工作流程、与留用人员逐个谈话、记录群眾最迫切的诉求。
对待旧军官和公务员，除非有血债或主动破坏，一律“给出路”——愿意学习者我们欢迎，愿意退休者保障生活，愿意合作者经审查无问题可以留用。
“这是共產主义？”毕苏斯基有些困惑。
“『如果改良能解决压迫问题，那么改良本身就是革命；如果革命只带来了新的压迫，那么革命就背叛了自己。』”
莱什琴斯基语气平静，
“波兰共產党经过十年地下斗爭、三年內部辩论，去年夏天在但秘密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正式將韦格纳思想与波兰实际结合，確定为『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
壁炉的火小了。毕苏斯基亲自添了一块木头，火星飞舞。
“那么告诉我，莱什琴斯基先生，你们的『波兰道路』打算怎么对待我？怎么对待这十八年我建立的一切？”
莱什琴斯基从公文包最底层取出最后一份文件。
“这是我们擬的《国家团结政府组建方案（草案）》。请先看第五条和第八条。”
毕苏斯基接过。
第五条写著：
“前国家元首毕苏斯基元帅享有终身荣誉总统称號，其歷史地位由未来的波兰人民在充分研究史料后评价，任何当前政府机构不得进行官方定性。”
“贝尔维德尔宫作为歷史建筑保留，作为波兰现代史档案馆，收藏1918-1928年所有国家档案。
毕苏斯基元帅有权指定首任档案馆长人选，並在此进行回忆录撰写工作，国家提供必要的研究助理和健康护理。”
老人读了两遍，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你们……连我的退休生活都规划好了。”
莱什琴斯基说，
“元帅阁下，您爱波兰。我们也是。分歧在于波兰的未来图景，但如果我们让分歧毁掉了波兰的现在，那我们都是罪人。”
接下来的三天，华沙开始了波兰现代史上最奇特的政治谈判。
第一天主要爭论政府构成。
“总理必须由中间派担任，”財政部长代表坚持，“否则国际市场不会承认新政府。”
波共的同志回应：
我们同意总理由非共產党人士担任，但內政、经济、劳工、教育、农业这五个部门，必须由我们负责。。”
“那国防呢？军队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不要求国防部长职位，但要求新组建的总政治部主任和所有师的政委任命权。军队的思想和忠诚，比武器更重要。”
“我引用韦格纳主席的一段话来说就是：
『政权交接期，枪桿子要握紧，但不能握得太紧——握得太紧会让枪桿子本身成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关键在於，要让握枪的手知道，枪口永远不能对准人民。』
这是韦格纳同志1925年在德国总参谋部改革会议上的讲话，收录在《军事与政治》第一卷。”
政府代表们面面相覷。这个德国人的思想，已经被波共消化到可以隨时引用的程度了。
经过三天的谈判，1月10日上午十点，《国家团结政府组建方案》正式公布。
波兰的右翼媒体直接炸开了锅。
《华沙日报》当天加印三次，標题一个比一个惊悚：
“红色接管！”“毕苏斯基投降！”“波兰的黄昏！”编辑部甚至准备好了黑边框版面，隨时准备哀悼“波兰的死亡”。
但街头景象出乎所有人预料。
在华沙中央火车站，首批苏联援助粮食正在卸货。麵粉袋上印著：
“致波兰兄弟——愿每个家庭餐桌都有麵包”。
穿著破旧大衣的市民们默默看著，有人划著名十字，有人低声说：
“至少他们送来了吃的。”
下午两点，毕苏斯基在贝尔维德尔宫发表了简短的广播讲话。
“波兰同胞们，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这条路我希望——我真诚地希望——它能让每个波兰人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
“新政府將面临巨大的挑战。给他们时间，给波兰时间。”
讲话结束后，老人回到书房，看著窗外。
斯坦尼斯瓦夫副官轻声问：“元帅，您觉得……韦格纳的那个思想，真的能在波兰生根吗？”
“二十年前，我在伦敦流亡时读过一本小册子，上面说：
思想就像种子，需要合適的土壤。波兰的土壤被鲜血浇灌了太久，也许现在，它需要的是另一种养分。”
毕苏斯基几顿了顿，
“那个德国人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的坦克和飞机，而是他懂得人民对尊严的渴望和给人希望的能力。”
胰岛素针头刺入皮肤时，毕苏斯基的手抖了一下。
“元帅，苏军已经全线停火了。”副官斯坦尼斯瓦夫的声音压得很低，
“还有……德国大使请求紧急会见。”
毕苏斯基拔出针头，棉球按在注射处。
“让他半小时后来。”老人顿了顿，“先拿韦格纳的信给我。”
牛皮纸信封上用德文和波兰文双语写著“致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亲启”。
“尊敬的元帅阁下：
前线停火的消息您应当已经收到。
歷史会给明智的抉择以回报。波兰人民將记住，是谁在战爭与和平之间选择了后者——不是用更多年轻人的血浇灌维斯瓦河两岸的土地，而是用新的生活重建家园。
卡尔·韦格纳
1928年1月5日於柏林”
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冬天，毕苏斯基在华沙街头对著欢呼的人群说：
“波兰要伟大，就要让每个波兰人都强大！”
那时毕苏斯基相信，强大意味著领土、军队、国际地位。
“斯坦尼斯瓦夫，”元帅突然开口，“我们通缉莱什琴斯基时，他的悬赏金是多少？”
“五万兹罗提，元帅。”
“现在呢？如果我要见他，该去哪里找？”
副官沉默了几秒：“根据內政部昨天……实际上是今天凌晨更新的情报，莱什琴斯基目前在布拉格区圣十字街76號，那里是波兰共產党临时总部。没有警卫，只有两个青年党员在门口收发传单。”
毕苏斯基笑了，笑得有些咳嗽起来。
“去吧，安排明天上午十点，在这里和他见一面。”
1月6日上午九点五十分，一辆普通的华沙牌轿车停在贝尔维德尔宫侧门。
莱什琴斯基下了车，接待他的年轻军官有些紧张，
“莱什琴斯基先生，请跟我来。”
穿过长长的走廊时，莱什琴斯基注意到墙上掛著的画换了。
红厅的门打开时，毕苏斯基已经站在壁炉前。
“欢迎，莱什琴斯基先生。”
毕苏斯基伸出手。
“这是我的荣幸，元帅阁下。”
“请坐。茶？还是咖啡？”
“茶就好，谢谢。”
侍者退下后，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
“十年前我签署对你的通缉令时，”毕苏斯基缓缓开口，“我以为共產主义是拯救不了波兰的。现在……”
他指了指窗外，“现在我觉得，贫穷和无知才是组织波兰发展的最大问题，”
莱什琴斯基打开公文包，取出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写著德文標题《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工作方法——卡尔·韦格纳在柏林党校的讲话汇编》。
“元帅阁下，这个您可以看一看。”
毕苏斯基接过册子翻开，他注意到页边有密密麻麻的波兰文批註。
莱什琴斯基继续道，“『政权交接最危险的一刻，不是枪声响起时，而是枪声停止后——当胜利者以为自己可以隨意规划一切，却忘记了人民需要时间理解、需要眼睛看见、需要不停验证。』”
“所以你们不打算立刻建立无產阶级专政？”毕苏斯基直视对方。
“德国能在1919年革命成功，是因为战败摧毁了旧国家机器。
可波兰呢？农民占70%，天主教信仰根深蒂固，民族主义情绪强烈。
直接建立无產阶级社会主义政府的政策还是要放缓。”
“而且韦格纳同志主张『建设性革命』。”
莱什琴斯基又取出一份文件，
“这是德国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部长施密特同志给我们的內部指导文件。
標题是《在新解放地区避免官僚主义急性病的十二项原则》。”
毕苏斯基戴上眼镜，瀏览其中几条：
进入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员，第一个月不许发布任何新政令，只许做三件事——学习原有工作流程、与留用人员逐个谈话、记录群眾最迫切的诉求。
对待旧军官和公务员，除非有血债或主动破坏，一律“给出路”——愿意学习者我们欢迎，愿意退休者保障生活，愿意合作者经审查无问题可以留用。
“这是共產主义？”毕苏斯基有些困惑。
“『如果改良能解决压迫问题，那么改良本身就是革命；如果革命只带来了新的压迫，那么革命就背叛了自己。』”
莱什琴斯基语气平静，
“波兰共產党经过十年地下斗爭、三年內部辩论，去年夏天在但秘密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正式將韦格纳思想与波兰实际结合，確定为『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
壁炉的火小了。毕苏斯基亲自添了一块木头，火星飞舞。
“那么告诉我，莱什琴斯基先生，你们的『波兰道路』打算怎么对待我？怎么对待这十八年我建立的一切？”
莱什琴斯基从公文包最底层取出最后一份文件。
“这是我们擬的《国家团结政府组建方案（草案）》。请先看第五条和第八条。”
毕苏斯基接过。
第五条写著：
“前国家元首毕苏斯基元帅享有终身荣誉总统称號，其歷史地位由未来的波兰人民在充分研究史料后评价，任何当前政府机构不得进行官方定性。”
“贝尔维德尔宫作为歷史建筑保留，作为波兰现代史档案馆，收藏1918-1928年所有国家档案。
毕苏斯基元帅有权指定首任档案馆长人选，並在此进行回忆录撰写工作，国家提供必要的研究助理和健康护理。”
老人读了两遍，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你们……连我的退休生活都规划好了。”
莱什琴斯基说，
“元帅阁下，您爱波兰。我们也是。分歧在于波兰的未来图景，但如果我们让分歧毁掉了波兰的现在，那我们都是罪人。”
接下来的三天，华沙开始了波兰现代史上最奇特的政治谈判。
第一天主要爭论政府构成。
“总理必须由中间派担任，”財政部长代表坚持，“否则国际市场不会承认新政府。”
波共的同志回应：
我们同意总理由非共產党人士担任，但內政、经济、劳工、教育、农业这五个部门，必须由我们负责。。”
“那国防呢？军队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不要求国防部长职位，但要求新组建的总政治部主任和所有师的政委任命权。军队的思想和忠诚，比武器更重要。”
“我引用韦格纳主席的一段话来说就是：
『政权交接期，枪桿子要握紧，但不能握得太紧——握得太紧会让枪桿子本身成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关键在於，要让握枪的手知道，枪口永远不能对准人民。』
这是韦格纳同志1925年在德国总参谋部改革会议上的讲话，收录在《军事与政治》第一卷。”
政府代表们面面相覷。这个德国人的思想，已经被波共消化到可以隨时引用的程度了。
经过三天的谈判，1月10日上午十点，《国家团结政府组建方案》正式公布。
波兰的右翼媒体直接炸开了锅。
《华沙日报》当天加印三次，標题一个比一个惊悚：
“红色接管！”“毕苏斯基投降！”“波兰的黄昏！”编辑部甚至准备好了黑边框版面，隨时准备哀悼“波兰的死亡”。
但街头景象出乎所有人预料。
在华沙中央火车站，首批苏联援助粮食正在卸货。麵粉袋上印著：
“致波兰兄弟——愿每个家庭餐桌都有麵包”。
穿著破旧大衣的市民们默默看著，有人划著名十字，有人低声说：
“至少他们送来了吃的。”
下午两点，毕苏斯基在贝尔维德尔宫发表了简短的广播讲话。
“波兰同胞们，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这条路我希望——我真诚地希望——它能让每个波兰人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
“新政府將面临巨大的挑战。给他们时间，给波兰时间。”
讲话结束后，老人回到书房，看著窗外。
斯坦尼斯瓦夫副官轻声问：“元帅，您觉得……韦格纳的那个思想，真的能在波兰生根吗？”
“二十年前，我在伦敦流亡时读过一本小册子，上面说：
思想就像种子，需要合適的土壤。波兰的土壤被鲜血浇灌了太久，也许现在，它需要的是另一种养分。”
毕苏斯基几顿了顿，
“那个德国人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的坦克和飞机，而是他懂得人民对尊严的渴望和给人希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