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4章 和台尔曼的谈话
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晚上十一点，恩斯特·台尔曼站在韦格纳办公室门外，推门进去。
房间里的景象让台尔曼略微一怔。
韦格纳穿著毛衣，正俯身用小锤子敲打一个木製模型——是奥得河大桥的缩小版，桥面中央的铁丝网已经剪断，两侧用火柴棍搭成的小人正在“过桥”。
“稍等，”韦格纳头也没抬，“马上就好……这个拱桥结构总是不稳。”
秘书把茶端上来时，台尔曼仍然站著。
“台尔曼同志，放鬆点。”韦格纳端起茶杯暖手。
听到主席的话，台尔曼坐下，脊背依然挺直：
“主席，我今天来，不是代表內务部，是代表一部分党內同志来的。”
“请讲。”
“我们有些不明白。”
“波兰，一个毕苏斯基独裁了十八年的反动堡垒，军队里有我们同志的鲜血。
现在苏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德国装甲师就在边境待命。只要您一句话，二十四小时，华沙的天空就会飘起红旗。可是——”
他吸了口气，语速加快：
“可是我们却在谈判，在妥协，让波共进入『联合政府』，让毕苏斯基安享晚年，甚至保留那些旧军官的职位。同志们问：革命的原则在哪里？无產阶级专政的铁拳为什么要戴上妥协的手套？”
韦格纳静静听著，小口喝著茶。等台尔曼说完，他才问：
“那同志们应该记得，”韦格纳放下茶杯，声音很轻，“1919年1月，当我们衝进总理府时，走廊里躺著的那些年轻战士们的尸体。我们清理完尸体，统计出確切数字：873名同志，死在了革命胜利的前夜。”
台尔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台尔曼同志，你和我都看过那份名单。”
韦格纳站起来，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如果当时有选择——我是说，如果艾伯特政府愿意谈判，愿意和平交权，哪怕只是部分交权，我们会不会选择另一条路？少死三百人，五百人？”
“但那不可能！”台尔曼也站了起来，“资產阶级政府不会自愿——”
“所以当它可能时，”韦格纳转过身，目光如炬，“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毕苏斯基不是艾伯特。
他看清了局势：苏联红军在东方，人民革命在西方，波兰內部经济崩溃，民族主义这剂麻药已经失效。
他选择谈判，不是因为他爱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爱波兰——爱一个活著的波兰，而不是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的波兰。
这是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利用的现实主义。”
台尔曼走到桌前，
“可是主席，这种『现实主义』会稀释革命的纯度！
波共现在要和地主资本家分享权力，要向教会妥协，甚至要保留旧军队的骨架！这会传递什么信號？
会让全世界的革命者以为，阶级斗爭可以调和，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投票实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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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笑了，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此刻坐在毕苏斯基的位置上，面对德军和苏军的夹击，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台尔曼愣住了。
韦格纳走回桌后，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
“我想，他会做和毕苏斯基一模一样的事：
谈判，爭取时间，保存实力。
革命的战略退却。区別在於，毕苏斯基是为资產阶级波兰爭取喘息，而我们，是为社会主义波兰爭取诞生的时间。”
他把文件推给台尔曼。那是1921年德国內部关於“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教训”的总结报告，上面有韦格纳密密麻麻的批註。
“你看看第三条：
『库恩·贝拉同志的错误在於，试图在三个月內完成需要三年甚至十年的社会改造。
他解散了旧军队，却来不及建立新军队；
他没收了所有地主土地，却无法立即组织起有效的农业生產。结果是什么？农民饿肚子，旧军官叛乱，外国干涉军轻易突破防线。』”
台尔曼快速瀏览著，眉头紧锁。
“波兰有3800万人，”
韦格纳继续说，语气变得沉重，
“其中2700万是农民。他们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只关心今年的收成、地租以及他们能不能吃饱。
如果我们用坦克开进华沙，宣布『无產阶级专政』，然后呢？旧政府垮台了，但三千多万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天主教信仰、对『德国佬』和『俄国佬』的歷史仇恨，会一夜消失吗？”
韦格纳走到墙上的大幅欧洲地图前，
“不会。它们会转入地下，变成游击队，变成暗杀，变成永无止境的动盪。
而资本主义国家们，他们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鯊鱼一样扑过来，武装这些抵抗力量，把波兰变成插在我们和苏联之间的永不癒合的伤口。
到时候，我们要驻军多少？镇压要流多少血？经济重建的资源又要被消耗多少？”
台尔曼沉默了，盯著地图上波兰那块区域。
“但现在呢？”
韦格纳的手指轻轻点在华沙的位置，
“我们开放边境，波兰工人来德国工作，看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免费医疗、工人子女的託儿所。我们送去种子、化肥、农业技术员。
我们允许波兰商品免税进入德国市场，他们的工厂开始恢復生產。短短两周，边境口岸每天有五千波兰人出入。”
他转身面对台尔曼，“台尔曼同志，你告诉我：
是一个被坦克碾压后充满仇恨的波兰更容易走向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通过麵包、工作和尊严逐渐认同我们道路的波兰更容易？”
台尔曼缓缓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
“还有更深的考量。”
韦格纳坐回他对面，
“你分管情报，应该看到最近的国际简报。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到了临界点，法国国债下个月就可能违约，英国失业率突破15%。一场席捲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最快今年，最迟明年，必然爆发。”
他顿了顿，
“当危机来临时，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失业，农民破產，中產阶级沦为赤贫。那时候，他们会看向哪里？是继续相信那个让他们陷入深渊的旧制度，还是看向那些在危机中依然稳定、没有失业、物价平稳的国家？”
台尔曼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我们要准备的，不是解放波兰这一场战役。”
韦格纳的声音变得更轻，却更有力，
“我们要准备的，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后，如何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波兰，就是我们的橱窗，我们的试点。
如果波兰能通过和平过渡、经济合作、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提高，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当危机席捲法国、义大利、甚至英国时，那里的工人会怎么想？
他们会说：『看，波兰人选择的路，让他们的孩子有学上、有病看、有未来。我们为什么不能？』”
韦格纳站起来，
“军事征服只能占领土地，但无法征服人心。而人心，才是最终的战场。
毕苏斯基的妥协，波兰右翼议员的倒戈，边境上自发聚集感谢援助的农民——这些都比一百场胜利的战役更有说服力。
因为它们证明：社会主义不是靠枪桿子强加给人民的恐怖，而是人民在比较和思考后，自己选择的更好的活法。”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台尔曼抬起头，
“主席，我……我会把这些话带给同志们。但基层有些同志的情绪，还是需要疏导。”
“那就组织他们去波兰边境看看。”
韦格纳微笑道，
“看看奥得河大桥上每天往返的工人脸上的表情，看看我们援建的诊所前排队的波兰母亲，看看合作社里第一次用上德国播种机的老农民颤抖的手。
告诉他们：这也是战斗，是一场不流血就能贏得千百万颗心的战斗。而这样的战斗，在未来几年，会比任何真枪实弹的战役都更重要。”
台尔曼站起身，敬了个礼。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主席，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波兰的右翼残余最终还是反扑，如果和平过渡失败了呢？”
韦格纳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平静而坚定：
“那我们依然有人民革命军的部队不是吗？
但恩斯特，请你和同志们相信：我选择先走政治道路，不是因为软弱，恰恰是因为我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有绝对的信心——如果连和平竞爭我们都不敢，都不敢相信人民会选择我们，那我们的主义，未免也太脆弱了。”
门轻轻关上了。
韦格纳坐回灯下，看著桌上那个小小的奥得河大桥模型。
他拿起锤子，轻轻敲打一处鬆动的桥墩，喃喃自语，像在说服自己，又像在说服那些看不见的质疑者：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而现在，最大的刀刃，不是指向华沙，而是指向即將到来的、整个旧世界的寒冬。
我们要积蓄力量，积蓄粮食，积蓄人心。波兰的和平过渡如果成功，就是我们在那个寒冬里，为全欧洲工人点燃的第一堆篝火。”
晚上十一点，恩斯特·台尔曼站在韦格纳办公室门外，推门进去。
房间里的景象让台尔曼略微一怔。
韦格纳穿著毛衣，正俯身用小锤子敲打一个木製模型——是奥得河大桥的缩小版，桥面中央的铁丝网已经剪断，两侧用火柴棍搭成的小人正在“过桥”。
“稍等，”韦格纳头也没抬，“马上就好……这个拱桥结构总是不稳。”
秘书把茶端上来时，台尔曼仍然站著。
“台尔曼同志，放鬆点。”韦格纳端起茶杯暖手。
听到主席的话，台尔曼坐下，脊背依然挺直：
“主席，我今天来，不是代表內务部，是代表一部分党內同志来的。”
“请讲。”
“我们有些不明白。”
“波兰，一个毕苏斯基独裁了十八年的反动堡垒，军队里有我们同志的鲜血。
现在苏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德国装甲师就在边境待命。只要您一句话，二十四小时，华沙的天空就会飘起红旗。可是——”
他吸了口气，语速加快：
“可是我们却在谈判，在妥协，让波共进入『联合政府』，让毕苏斯基安享晚年，甚至保留那些旧军官的职位。同志们问：革命的原则在哪里？无產阶级专政的铁拳为什么要戴上妥协的手套？”
韦格纳静静听著，小口喝著茶。等台尔曼说完，他才问：
“那同志们应该记得，”韦格纳放下茶杯，声音很轻，“1919年1月，当我们衝进总理府时，走廊里躺著的那些年轻战士们的尸体。我们清理完尸体，统计出確切数字：873名同志，死在了革命胜利的前夜。”
台尔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台尔曼同志，你和我都看过那份名单。”
韦格纳站起来，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如果当时有选择——我是说，如果艾伯特政府愿意谈判，愿意和平交权，哪怕只是部分交权，我们会不会选择另一条路？少死三百人，五百人？”
“但那不可能！”台尔曼也站了起来，“资產阶级政府不会自愿——”
“所以当它可能时，”韦格纳转过身，目光如炬，“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毕苏斯基不是艾伯特。
他看清了局势：苏联红军在东方，人民革命在西方，波兰內部经济崩溃，民族主义这剂麻药已经失效。
他选择谈判，不是因为他爱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爱波兰——爱一个活著的波兰，而不是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的波兰。
这是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利用的现实主义。”
台尔曼走到桌前，
“可是主席，这种『现实主义』会稀释革命的纯度！
波共现在要和地主资本家分享权力，要向教会妥协，甚至要保留旧军队的骨架！这会传递什么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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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笑了，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此刻坐在毕苏斯基的位置上，面对德军和苏军的夹击，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台尔曼愣住了。
韦格纳走回桌后，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
“我想，他会做和毕苏斯基一模一样的事：
谈判，爭取时间，保存实力。
革命的战略退却。区別在於，毕苏斯基是为资產阶级波兰爭取喘息，而我们，是为社会主义波兰爭取诞生的时间。”
他把文件推给台尔曼。那是1921年德国內部关於“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教训”的总结报告，上面有韦格纳密密麻麻的批註。
“你看看第三条：
『库恩·贝拉同志的错误在於，试图在三个月內完成需要三年甚至十年的社会改造。
他解散了旧军队，却来不及建立新军队；
他没收了所有地主土地，却无法立即组织起有效的农业生產。结果是什么？农民饿肚子，旧军官叛乱，外国干涉军轻易突破防线。』”
台尔曼快速瀏览著，眉头紧锁。
“波兰有3800万人，”
韦格纳继续说，语气变得沉重，
“其中2700万是农民。他们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只关心今年的收成、地租以及他们能不能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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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尔曼缓缓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
“还有更深的考量。”
韦格纳坐回他对面，
“你分管情报，应该看到最近的国际简报。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到了临界点，法国国债下个月就可能违约，英国失业率突破15%。一场席捲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最快今年，最迟明年，必然爆发。”
他顿了顿，
“当危机来临时，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失业，农民破產，中產阶级沦为赤贫。那时候，他们会看向哪里？是继续相信那个让他们陷入深渊的旧制度，还是看向那些在危机中依然稳定、没有失业、物价平稳的国家？”
台尔曼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我们要准备的，不是解放波兰这一场战役。”
韦格纳的声音变得更轻，却更有力，
“我们要准备的，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后，如何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波兰，就是我们的橱窗，我们的试点。
如果波兰能通过和平过渡、经济合作、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提高，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当危机席捲法国、义大利、甚至英国时，那里的工人会怎么想？
他们会说：『看，波兰人选择的路，让他们的孩子有学上、有病看、有未来。我们为什么不能？』”
韦格纳站起来，
“军事征服只能占领土地，但无法征服人心。而人心，才是最终的战场。
毕苏斯基的妥协，波兰右翼议员的倒戈，边境上自发聚集感谢援助的农民——这些都比一百场胜利的战役更有说服力。
因为它们证明：社会主义不是靠枪桿子强加给人民的恐怖，而是人民在比较和思考后，自己选择的更好的活法。”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台尔曼抬起头，
“主席，我……我会把这些话带给同志们。但基层有些同志的情绪，还是需要疏导。”
“那就组织他们去波兰边境看看。”
韦格纳微笑道，
“看看奥得河大桥上每天往返的工人脸上的表情，看看我们援建的诊所前排队的波兰母亲，看看合作社里第一次用上德国播种机的老农民颤抖的手。
告诉他们：这也是战斗，是一场不流血就能贏得千百万颗心的战斗。而这样的战斗，在未来几年，会比任何真枪实弹的战役都更重要。”
台尔曼站起身，敬了个礼。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主席，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波兰的右翼残余最终还是反扑，如果和平过渡失败了呢？”
韦格纳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平静而坚定：
“那我们依然有人民革命军的部队不是吗？
但恩斯特，请你和同志们相信：我选择先走政治道路，不是因为软弱，恰恰是因为我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有绝对的信心——如果连和平竞爭我们都不敢，都不敢相信人民会选择我们，那我们的主义，未免也太脆弱了。”
门轻轻关上了。
韦格纳坐回灯下，看著桌上那个小小的奥得河大桥模型。
他拿起锤子，轻轻敲打一处鬆动的桥墩，喃喃自语，像在说服自己，又像在说服那些看不见的质疑者：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而现在，最大的刀刃，不是指向华沙，而是指向即將到来的、整个旧世界的寒冬。
我们要积蓄力量，积蓄粮食，积蓄人心。波兰的和平过渡如果成功，就是我们在那个寒冬里，为全欧洲工人点燃的第一堆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