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斯诺对法共的观察
接下来的两周，斯诺的生活进入了一种紧凑的节奏。
每天清晨，安德烈或克劳德中的一人会准时出现在他旅馆楼下的小咖啡馆。他们安静地坐在角落，直到斯诺吃完简单的早餐。
“今天去第十六区，有个冶金工会的时事学习会。”
“第十八区的『红色夜校』今晚有关於合作社经营的课程，下午我们先去印刷厂看看。”
他的行程总是简洁明了。斯诺逐渐明白，这两位同志不仅是保鏢，他们知道该带他去哪里，见什么人，听什么內容——既能展现法共的基层组织与动员能力，又不会触及真正的军事机密或尚未公开的战略部署。
第一次深入观察，是在圣旺区一家曾经的机械车间改造的工会礼堂。
这里聚集了约两百名男女工人，大多穿著沾有油污的工作服，显然是下班后直接赶来。
主讲人是一位钳工老师傅。他讲解的题目是《从美国大萧条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危机》。
没有深奥的理论，老师傅手里拿著的是一份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和几张从德国文件上翻印的图表。他指著图表上陡峭下跌的曲线：
“兄弟们，姐妹们，看看！纽约股市崩了。
可资本家老爷们不会摔死，他们会把损失转嫁给谁？转给我们！”
他列举了美国工厂倒闭、农场破產、工人排队领救济的照片，然后话锋一转：
“再看看咱们自己。老板说要优化——优化个屁！
就是要裁员！工头昨天暗示，接下来要么接受降薪两成，要么滚蛋。
这和美国人遭遇的，是不是一个套路？”
“是！”
台下响起愤怒的附和声。
“那怎么办？”
老师傅提高声音，
“像以前那样，各自回家唉声嘆气？或者指望那个被银行家们捏著的议会老爷们发善心？看看南边，他们除了加税、派警察抓罢工的人，还会干什么？”
他拿起另一份材料，那是德文翻译过来的简报。
“我们来看看德国同志怎么做的。
大企业国有化了，工厂委员会说了算！
国家组织培训，搞基建创造新岗位！
为什么？因为工厂是工人的，国家也是工人的！”
“咱们法共在北方实行的，也是这个理！那些已经被我们工人掌握的地盘，饿死过人吗？工厂关门后工人流落街头了吗？没有！”
演讲的最后，老师傅务实地说：
“所以，面对老板的降薪威胁，我们第十六冶金工会的应对方案是什么？
第一，成立应对小组，摸清厂里真实帐目，他要是真亏了，亏多少？
第二，联络其他受影响工厂的工会，要行动一起行动。
第三，准备谈判底线：
缩短工时可以商量，但工资不能降，裁员绝对不行！如果谈不拢……同志们，我们的自卫队在训练，北方的兄弟工会也会支援。
资本家最怕的不是我们的口號，是我们团结起来后，他们再也无法为所欲为的力量！”
掌声雷动。
斯诺快速记录著。这与他参加过的任何政治集会都不同：
它扎根於最具体的生存威胁，提供的是基於阶级分析的现实应对方案，並將德国模式作为可参照的、成功的范例。
工人们眼中不是盲目的狂热，而是一种认清现实后的坚定和有条不紊的准备。
第二天，他参观了第十八区一所由旧教堂改造的红色夜校。
这里灯火通明，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工人。教室分门別类：
有的在扫盲，教师是戴著眼镜、態度耐心的年轻女工；
有的在学习基础数学和机械製图；
最大的一间教室里，一位同志在讲解如何看懂工厂的资產负债表和利润表。
“工人们不能只听老板和工头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位同志强调，
“我们要自己学会看帐本！知道什么是成本，什么是利润，哪些开销是合理的，哪些是老板在搞鬼。
德国工厂委员会能有效监督，就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懂行！知识就是力量，在车间里也一样！”
斯诺注意到，很多工人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写得无比认真。
这是一种对“自我赋能”的渴望，不仅仅是学习技能，更是学习如何夺回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
斯诺还被允许旁观了圣丹尼区一个街道合作社的月度议事会。
这个合作社管理著附近几个街区的食品配给、儿童照看和简易维修服务。
委员里有家庭主妇、年轻学徒、退休邮差。他们討论的问题琐碎而具体：
麵包配额是否应该根据家庭儿童数量微调？
收集到的废旧木料如何处理？
邻里间的纠纷如何调解？
爭论有时很激烈，但每项决定，无论大小，最终都通过举手投票决定。
“这就是直接的工人民主，斯诺先生。”
陪同的安德烈难得地主动低声解释，
“也许慢，也许吵，但每个人都在学习负责，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共同体。
这比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都更能培养工人群体真正的主人翁意识。”
文化宣传也无处不在。
在街道的墙壁上，除了標语，还有色彩鲜明、构图有力的宣传画：
一面是瘦骨嶙峋的工人家庭在破屋中瑟缩，对面是整洁的工人住宅区里孩子们在玩耍；一面是肥胖的资本家挥舞著鞭子，另一面是工人团结起来，折断鞭子。
简单的对比，强烈的视觉衝击。
街头剧团在空地上表演活报剧，讽刺资本家与政客的勾结，歌颂罢工中的团结，剧情简单直白，往往以工人观眾的鬨笑和鼓掌结束。
斯诺看到，一种全新的、充满战斗性和集体主义色彩的文化，正在从法国底层人民的手里蓬勃生长，对抗著资產阶级的颓废艺术和虚无主义。
最让斯诺感到复杂的是在一次群眾大会上。
那是在一个较大的工人社区广场。几位被特別邀请的普通工人和市民上台，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因工伤被拋弃的老矿工，因还不起高利贷失去田地的农民女儿，在战爭中失去儿子、晚年无人照料的洗衣妇……
讲述者声泪俱下，台下不少人也跟著抹泪。
然后，话题转向现在。一位来自法共实际控制区、探亲归来的年轻工人，兴奋地描述家乡的变化：
工厂委员会如何改善了安全条件，工人诊所如何治好了他母亲的慢性病，合作社如何让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在那里，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隨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
我们是人！是有权利、有尊严、能说话算数的人！”
强烈的情绪在广场上瀰漫。
悲伤与愤怒，希望与憧憬统统编织在一起。
个人的苦难不再是无意义的折磨，而被赋予了阶级压迫的宏大敘事意义；
而法共控制区的生活，则成为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充满光明的未来象徵。
斯诺作为一名记者，深知这种情感动员的力量。
他记录著，內心却同时感受到震撼。这是一种高效的动员手段，將个体的痛苦转化为集体的政治能量。
在一次前往印刷厂的归途中，斯诺忍不住问陪同的克劳德：
“你们如何確保……所有这些热情和组织，不会被引向盲目的破坏，或者被野心家利用？
我看了德国同志的文件，他们似乎非常警惕官僚化和个人崇拜。”
“韦格纳同志的警告，我们也在学习。
所以你看，我们强调工会和基层委员会的权力，强调討论和投票。
让诺同志也反覆说，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我们也有纪律检查部门。当然……”
克劳德顿了顿，
“道路是曲折的。但至少，我们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制度，让工人不仅能在革命中站出来，更能在革命后，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斯诺的笔记本快要写满了，他看到了一个高度组织化、意识形態高度统一、且深深扎根於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政治运动。
它不仅仅是在准备一场起义，更是在系统地构建一个替代性社会的雏形——从经济管理、社会福利、文化教育到日常生活组织。
他內心天平已不由自主地倾斜。
与南方的绝望、混乱和赤裸裸的压迫相比，这里充满困难，却涌动著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一种要亲手创造新世界的强烈意志。
一天晚上，在结束了对一个工人自卫队基础训练点的观察后，斯诺对安德烈和克劳德说：
“我想写一篇通讯，名字或许可以叫《巴黎的课堂：法兰西工人阶级在危机中学习自我解放》。
不涉及任何具体军事或未公开的计划，只描述我所见到的这种……政治觉醒和组织过程。
你们认为，这会被允许吗？”
安德烈和克劳德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们会將你的想法和擬定的题目匯报上去，斯诺先生。”
安德烈回答，“最终决定权不在我们。但就我个人所见，你是一个认真的观察者。让诺同志或许会感兴趣。”
这个来自美国的记者，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这段歷史的见证者——或许，在未来，还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参与者。
每天清晨，安德烈或克劳德中的一人会准时出现在他旅馆楼下的小咖啡馆。他们安静地坐在角落，直到斯诺吃完简单的早餐。
“今天去第十六区，有个冶金工会的时事学习会。”
“第十八区的『红色夜校』今晚有关於合作社经营的课程，下午我们先去印刷厂看看。”
他的行程总是简洁明了。斯诺逐渐明白，这两位同志不仅是保鏢，他们知道该带他去哪里，见什么人，听什么內容——既能展现法共的基层组织与动员能力，又不会触及真正的军事机密或尚未公开的战略部署。
第一次深入观察，是在圣旺区一家曾经的机械车间改造的工会礼堂。
这里聚集了约两百名男女工人，大多穿著沾有油污的工作服，显然是下班后直接赶来。
主讲人是一位钳工老师傅。他讲解的题目是《从美国大萧条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危机》。
没有深奥的理论，老师傅手里拿著的是一份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和几张从德国文件上翻印的图表。他指著图表上陡峭下跌的曲线：
“兄弟们，姐妹们，看看！纽约股市崩了。
可资本家老爷们不会摔死，他们会把损失转嫁给谁？转给我们！”
他列举了美国工厂倒闭、农场破產、工人排队领救济的照片，然后话锋一转：
“再看看咱们自己。老板说要优化——优化个屁！
就是要裁员！工头昨天暗示，接下来要么接受降薪两成，要么滚蛋。
这和美国人遭遇的，是不是一个套路？”
“是！”
台下响起愤怒的附和声。
“那怎么办？”
老师傅提高声音，
“像以前那样，各自回家唉声嘆气？或者指望那个被银行家们捏著的议会老爷们发善心？看看南边，他们除了加税、派警察抓罢工的人，还会干什么？”
他拿起另一份材料，那是德文翻译过来的简报。
“我们来看看德国同志怎么做的。
大企业国有化了，工厂委员会说了算！
国家组织培训，搞基建创造新岗位！
为什么？因为工厂是工人的，国家也是工人的！”
“咱们法共在北方实行的，也是这个理！那些已经被我们工人掌握的地盘，饿死过人吗？工厂关门后工人流落街头了吗？没有！”
演讲的最后，老师傅务实地说：
“所以，面对老板的降薪威胁，我们第十六冶金工会的应对方案是什么？
第一，成立应对小组，摸清厂里真实帐目，他要是真亏了，亏多少？
第二，联络其他受影响工厂的工会，要行动一起行动。
第三，准备谈判底线：
缩短工时可以商量，但工资不能降，裁员绝对不行！如果谈不拢……同志们，我们的自卫队在训练，北方的兄弟工会也会支援。
资本家最怕的不是我们的口號，是我们团结起来后，他们再也无法为所欲为的力量！”
掌声雷动。
斯诺快速记录著。这与他参加过的任何政治集会都不同：
它扎根於最具体的生存威胁，提供的是基於阶级分析的现实应对方案，並將德国模式作为可参照的、成功的范例。
工人们眼中不是盲目的狂热，而是一种认清现实后的坚定和有条不紊的准备。
第二天，他参观了第十八区一所由旧教堂改造的红色夜校。
这里灯火通明，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工人。教室分门別类：
有的在扫盲，教师是戴著眼镜、態度耐心的年轻女工；
有的在学习基础数学和机械製图；
最大的一间教室里，一位同志在讲解如何看懂工厂的资產负债表和利润表。
“工人们不能只听老板和工头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位同志强调，
“我们要自己学会看帐本！知道什么是成本，什么是利润，哪些开销是合理的，哪些是老板在搞鬼。
德国工厂委员会能有效监督，就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懂行！知识就是力量，在车间里也一样！”
斯诺注意到，很多工人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写得无比认真。
这是一种对“自我赋能”的渴望，不仅仅是学习技能，更是学习如何夺回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
斯诺还被允许旁观了圣丹尼区一个街道合作社的月度议事会。
这个合作社管理著附近几个街区的食品配给、儿童照看和简易维修服务。
委员里有家庭主妇、年轻学徒、退休邮差。他们討论的问题琐碎而具体：
麵包配额是否应该根据家庭儿童数量微调？
收集到的废旧木料如何处理？
邻里间的纠纷如何调解？
爭论有时很激烈，但每项决定，无论大小，最终都通过举手投票决定。
“这就是直接的工人民主，斯诺先生。”
陪同的安德烈难得地主动低声解释，
“也许慢，也许吵，但每个人都在学习负责，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共同体。
这比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都更能培养工人群体真正的主人翁意识。”
文化宣传也无处不在。
在街道的墙壁上，除了標语，还有色彩鲜明、构图有力的宣传画：
一面是瘦骨嶙峋的工人家庭在破屋中瑟缩，对面是整洁的工人住宅区里孩子们在玩耍；一面是肥胖的资本家挥舞著鞭子，另一面是工人团结起来，折断鞭子。
简单的对比，强烈的视觉衝击。
街头剧团在空地上表演活报剧，讽刺资本家与政客的勾结，歌颂罢工中的团结，剧情简单直白，往往以工人观眾的鬨笑和鼓掌结束。
斯诺看到，一种全新的、充满战斗性和集体主义色彩的文化，正在从法国底层人民的手里蓬勃生长，对抗著资產阶级的颓废艺术和虚无主义。
最让斯诺感到复杂的是在一次群眾大会上。
那是在一个较大的工人社区广场。几位被特別邀请的普通工人和市民上台，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因工伤被拋弃的老矿工，因还不起高利贷失去田地的农民女儿，在战爭中失去儿子、晚年无人照料的洗衣妇……
讲述者声泪俱下，台下不少人也跟著抹泪。
然后，话题转向现在。一位来自法共实际控制区、探亲归来的年轻工人，兴奋地描述家乡的变化：
工厂委员会如何改善了安全条件，工人诊所如何治好了他母亲的慢性病，合作社如何让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在那里，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隨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
我们是人！是有权利、有尊严、能说话算数的人！”
强烈的情绪在广场上瀰漫。
悲伤与愤怒，希望与憧憬统统编织在一起。
个人的苦难不再是无意义的折磨，而被赋予了阶级压迫的宏大敘事意义；
而法共控制区的生活，则成为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充满光明的未来象徵。
斯诺作为一名记者，深知这种情感动员的力量。
他记录著，內心却同时感受到震撼。这是一种高效的动员手段，將个体的痛苦转化为集体的政治能量。
在一次前往印刷厂的归途中，斯诺忍不住问陪同的克劳德：
“你们如何確保……所有这些热情和组织，不会被引向盲目的破坏，或者被野心家利用？
我看了德国同志的文件，他们似乎非常警惕官僚化和个人崇拜。”
“韦格纳同志的警告，我们也在学习。
所以你看，我们强调工会和基层委员会的权力，强调討论和投票。
让诺同志也反覆说，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我们也有纪律检查部门。当然……”
克劳德顿了顿，
“道路是曲折的。但至少，我们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制度，让工人不仅能在革命中站出来，更能在革命后，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斯诺的笔记本快要写满了，他看到了一个高度组织化、意识形態高度统一、且深深扎根於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政治运动。
它不仅仅是在准备一场起义，更是在系统地构建一个替代性社会的雏形——从经济管理、社会福利、文化教育到日常生活组织。
他內心天平已不由自主地倾斜。
与南方的绝望、混乱和赤裸裸的压迫相比，这里充满困难，却涌动著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一种要亲手创造新世界的强烈意志。
一天晚上，在结束了对一个工人自卫队基础训练点的观察后，斯诺对安德烈和克劳德说：
“我想写一篇通讯，名字或许可以叫《巴黎的课堂：法兰西工人阶级在危机中学习自我解放》。
不涉及任何具体军事或未公开的计划，只描述我所见到的这种……政治觉醒和组织过程。
你们认为，这会被允许吗？”
安德烈和克劳德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们会將你的想法和擬定的题目匯报上去，斯诺先生。”
安德烈回答，“最终决定权不在我们。但就我个人所见，你是一个认真的观察者。让诺同志或许会感兴趣。”
这个来自美国的记者，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这段歷史的见证者——或许，在未来，还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参与者。